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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维埃政府印章遗失30年烈士牺牲前埋藏伐木工人上厕所捡回

2022-08-05

1964年春的一天,伐木工人郭桃仁接到林场通知,到县城参加全县林业工作会议。当天早上,他吃过早饭,带着自己那个用了几年的破旧笔记本和一支笔匆匆忙忙赶到县城。

别看他纸笔都配齐了,但实际上大字不识几个,领导交代工作,他大多靠脑袋记,有时候在笔记本上画几个符号代替。那个笔记本就像一个密码本,只有他自己能看懂。

坐他旁边的人好奇地拿过他的笔记本,一页一页地翻看他写的“密码”。刚开始还在拿老郭的“密码”开玩笑,但突然脸色沉下来,把笔记本还给老郭。那人说自己忘了还有任务,便急匆匆地提前离开会场。

郭桃仁心里还很纳闷,这人怎么不顾会场纪律早退呢?中午散会的时候,他收拾完东西刚想离开会场。几个身着公安的人走到他面前问:“你是郭桃仁吧,跟我们回局里了解一点情况。”

平时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,公安局的同志找我干啥呢?难不成记录的符号被坐我旁边那位同志当成特务的密码了吧?郭桃仁一路忐忑地来到县公安局。

郭桃仁感觉事情不太妙,原原本本地把捡到的印章的事情说了一遍。然而公安同志似乎不太相信,说道:“你就待在这里先不要离开,等我向上级请示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,县公安局调用了3辆大卡车,上面坐满了公安和民兵。兵分两路,一路到郭桃仁家中找他捡到的那枚印章,一路到他发现印章的地区展开地毯式搜索。

这到底是怎样一枚印章,能让县公安局如此兴师动众?它又是如何落到一个老实巴交的伐木工人手中的呢?

1958年相邻的江西万载县官元山林场正在开发,需要大量伐木工人。那个年代工人地位高,年轻力壮的郭桃仁便高兴地报名参加。在林场工作,他老实肯干,又认真负责,不久就被调到靠近铜鼓县的检坑担任作业队长。

1963年,他把在家务农的弟弟郭兴仁也叫到农场当工人。10月份的一天,郭桃仁带着工人到一片未开发过的密林当中作业。刚工作了一会儿,郭兴仁便说:“我肚子痛,实在受不了,要先去方便一下。”

郭桃仁有点怒其不争地说:“懒人屎尿多,快去快回,不然按时间扣工资。”郭兴仁捂着肚子钻入丛林里,蹲在一棵大树下,解决了生理问题。那个年代,普通人还用不起手纸,只能随地捡几片树叶擦一下。

郭兴仁摸了一下身边的树叶,却发现露出一角的一只黑色的皮箱。这深山老林里是谁会扔一只皮箱在在这呢?巨大的好奇使他提了一下皮箱,早已腐烂不堪的皮箱破碎成几块。里面一些纸质的东西早已烂成了泥,还有一个黑色圆形的金属物体滚出来。

“郭兴仁,郭兴仁……”不等仔细察看,大哥郭桃仁已经扯开嗓子在那边叫了起来。郭兴仁只能把那个金属物体揣在口袋里,回去继续工作了。

晚上回到宿舍,他才用水把那个金属物体洗干净,仔细看了一下似乎是银质的,上面还刻有东西,像一个印章。郭兴仁一时分辨不清楚,便叫大哥来看一下。

郭桃仁也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,找了个印泥“啪啪”随便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盖了几个红印。由于没清理干净,印章印出来的信息不太清楚。加上两兄弟又不认识几个字,根本分辨不出来是什么东西。

、“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”20个字,正中间还有锤子、镰刀等图案,是土地时期湘鄂赣省政府的公章。

郭兴仁说:“管它什么东西呢,这个块银子总值点钱,先留着吧。”此后两兄弟也没把它当回事,直到哥哥郭桃仁去县里开会,笔记本被坐在旁边的人发现。那时候群众警惕性较高,那人以为郭桃仁是残害先烈后得到的印章,于是报了警。

公章是政府权力的象征,代表着行政机关的威严和信誉。尤其是年代,印章也属于重要机密,是有专门的机要人员保管的。可是,

说起这枚印章,不得不说说它的来历。1927年,大失败以后,率领发动了“秋收起义”,随后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。在此后的四年间,党人创建了10多块农村根据地,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土地。

但也遇到一些问题,由于敌人的封锁,各个根据地之间各自为政,难以体统一实施党的政策。此外,与敌人的斗争不仅是军事上的,更多的是上的斗争,这就需要一个实体来表达自己的主张。

随着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,赣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。形成了拥有21座县城、5万多平方公里土地、250万人口的中央根据地。

经过精心筹备,1931年11月7日,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召开。这次大会有来自各个根据地、军队、工会的代表,甚至越南和朝鲜的来宾也出席。

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,并选举产生了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。在此后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,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。

抗战全面爆发后,人们都说中日不宣而战。其实早在1932年4月26日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就已经通电对日宣战。

中央政权既已成立,地方政权也要随之建立。1928年7月,彭德怀、滕代远等人领导发动平江起义,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。在红军战士的英勇斗争下,根据地不断扩大。到1931年7月,已经在20多个县建立组织,发展党员4万多人。

此后湘鄂赣省委、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。出于形势发展的需要,省委、政府迁入江西万载县小源乡,并制作启用了公章。

这枚印章是用白银铸造而成,直径约10厘米。中间是代表党的镰刀、锤子图案,背景是一个地球,四周以稻穗和麦穗环绕。外圈有20个隶书汉字,以两颗五角星间隔。制作非常精美,显露出政府的威严和公正。

自古以来,印章多以玉石或黄金制作,白银其实并不适合做印章。白银的质地软,很容易磨损。熔铸时冷却不均,容易形成不同缺陷。而且日常使用容易氧化变黑。

但冷却不均的特性也有一个优点:用白银制作出来的印章熔铸时形成的不同缺陷,就如同指纹一般具有唯一性。即使用同一个模具也复制不出同样的印章。对于防伪要求较高的年代,这无疑是最佳选择。

驻扎在小源期间,苏区的各项事业得到迅猛发展。建立了造币厂、兵工厂、被服厂、医院等设施,还创办了《红旗》《工人斗争》等报纸。

省苏维埃印章在一份份公文上盖下威严的红印,传遍了整个湘鄂赣苏区,就如同一个火把,照亮了群众前进的道路。

苏区的发展壮大,让敌人无比恐慌,对红军发起了第五次大“围剿”。1933年9月,老蒋调集了约100万兵力,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50余万。企图对苏区进行封锁,逐步压缩消灭。

。此时博古等人又执行“左”倾冒险主义,与敌人打阵地战,拼消耗。结果可想而知,红军损失非常大。

湘鄂赣省委、政府驻扎的小源乡也遭到敌人疯狂进攻。1934年1月28日拂晓,敌人调集3个旅向小源进攻。敌众我寡,形势危险,省委及政府向向铜鼓梓庄一带转移。

机关转移之前,早已进行了周密的安排。其中部分重要文件和印章由保卫局张春吉、省互济会邱思炎、省工会易荣、省苏维埃王群(女)、刘伯芳(女)等五位同志保护转移。

五人用一支黑色皮箱装好文件和印章,随部队开始转移。在经过检坑时遭到敌人伏击,部队被冲散。五人带着皮箱躲进山林之中,此时四面八方都是敌人,到处都是喊杀声。

敌人穷追不舍,几位男同志在掩护女同志和文件转移途中相继牺牲。王群一边跑一边对刘伯芳说:“看来今天我们无法突围了,这些文件和印章绝对不能落到敌人手里。”

这是一段尘封数十年的历史,直到1963年10月,五位烈士用生命守护的印章才被伐木工人郭兴仁偶然发现,而重见天日。

当地的公安局局长是一位参加过的老红军,但他听到关于这枚印章的信息时,想起了当年和战友们浴血奋战的岁月。他调集兵力浩浩荡荡地开往发现印章的林区搜索

在车上,他对郭桃仁说:“印章属于文物,要上交国家保管;要具体指出发现印章的地方,看看是否还有红军遗物;另外要看看是否有当年牺牲的老红军,要找到他们遗骨进行埋葬。”

100多人在林区搜索了一整天,一无所获,最后只能带着郭桃仁捡到的印章回去。公安局长长吁一口气,也许这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结果。起码说明没有红军战士在这里牺牲,或者他们的遗骨早已入土为安。

如今这枚印章被保存在湘鄂赣纪念馆中,已经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它见证了中国艰辛而又曲折的过程,凝结了先烈的鲜血,是一段极具教育意义的红色历史。

如今,许多游客走进湘鄂赣纪念馆中,看着陈列的文物,在志愿者的精彩讲解下,仿佛亲临那段峥嵘岁月,从中汲取到前进的力量。

正是当年那位伐木工人无意中的发现,让一段红色历史能够鲜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。后来,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特意赶到郭家兄弟的老家,向他们表示感谢。

已是古稀之年的两位老人也感动地说:“没有先烈的奋斗和牺牲,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,发现这枚印章是我们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。”